毛泽东拒吃白米饭
1927年冬，毛主席带领工农红军住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时候，有一个时期红军生活非常艰苦，天天吃红米南瓜，有时候还吃糙红米和南瓜煮的稀饭。开头吃几餐还觉得味道有点香甜，吃多了就觉得有点难吃，可是毛主席不搞特殊，仍和战士们从一个锅里盛饭。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警卫员小胡突然给毛主席送来了一碗白米干饭。原来他看见毛主席天天深夜不眠，餐餐和战士们一起吃那些糙米和南瓜煮的稀饭，实在看不下去，就跑到厨房私自和炊事员商量，并且由小胡自己动手把红米加工成白米，另外用碗给毛主席蒸了半斤米的干饭。
毛主席一见白米干饭，觉得有点奇怪，便问战士们今天是不是也吃这样的饭？小胡在首长面前从未撒过谎，这次当然照实说了。毛主席听完之后，马上叫他拿回厨房去和南瓜煮稀饭，让大家一起吃，并且说：“以后再不许这样了，战士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小胡激动地说：“毛委员，南瓜稀饭早做好了，大家吃都吃完了，你就吃这一餐干饭吧，下次再不做了。”毛主席仍然不同意，并向小胡耐心地解释说：“我不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南瓜稀饭本来又甜又香，很好吃嘛。战士们能吃，我就不能吃吗？你要知道，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连野菜都吃不上啦。快给我把饭送回去”小胡还想说什么，可是毛主席已经把那碗白米饭塞到他手里了。小胡无法，只好把饭拿回厨房去了。
周恩来不准装修会议室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
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朱德给子女留思想不留厚产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两万多元的存款单。 这是朱德二十多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钱，他的夫人康克清，按朱德生前嘱咐，全部交给了党组织。朱德逝世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他还说：“子女们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享受，让他们接受钱则害了他们。”
朱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谓大矣，但他从不居功自恃，从不要求组织对自己子女有什么照顾。相反，他把自己看成普通党员，甘做人民的公仆。他经常对孩子讲：“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接班人!”“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彭德怀的严格要求
1949年11月27日，彭德怀和张治中同机到达乌鲁木齐，并在那里相处了一段时间。在这些日子里，张治中和彭德怀渐渐熟悉了，彼此也就无所不谈。有一天，彭德怀正在吃午饭。张治中去看望他，见彭德怀只一个人吃饭，觉得有点奇怪，便问：“您的夫人呢?”“她吃过了?”彭德怀一边让座一边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制度，我吃小灶，她吃中灶，所以分开吃。”张治中有点不以为然地说：“这又何必呢?两份饭菜合在一起吃，不也可以吗?”彭德怀解释说：“那不行，我们打了20多年仗，过的是低水平的生活，伙食上有些小差别，这是规定，任何人也不能违反的。”事后，张治中说：“看来彭总是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人，是值得佩服。”
1955年，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有一次他到一所军事院校视察工作，他的侄子彭启超正好在这所学院学习。汇报会上，彭德怀知道该学院要给侄儿授予上尉军衔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听完汇报，他对院长说：“启超的军衔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授予他中尉军衔。”院长连忙解释说：“这是正常评定，通过群众评议的，党委审批的，他1945年参加革命，没有特殊照顾。”彭德怀说：“根据他的表现，德才情况，我看还是定中尉合适。”后来，学院采纳了他的意见。为此，侄子老大的不高兴。彭德怀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刘伯承立革命家风
建国初期，刘伯承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现在解放了，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要大体同群众的生活相当。
在这位开国元勋的家里，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俭朴。刘伯承在家里穿的衣服，经常是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不肯做新的。汪荣华的穿着也一直是十分朴素。孩子们小时候，衣服也往往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孩子读中学时，家里基本上不给零用钱。刘伯承从不让子女动用自己的电话办事。在他的电话间里贴着汪荣华写的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子女们办私事，想动用一下爸爸的电话，刘伯承夫妇都不允许，更不用说动用爸爸的汽车了。
刘伯承早在儿女们结婚之前就立下规矩：结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他为此多次向儿女们解释：我这里生活优裕，这是党和国家为照顾我而安排的。你们结了婚，再也不要住在这里。有的子女结婚，一时找不到房子，想在家暂时住一段时间，刘伯承也不同意。刘伯承平时要求子女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有真才实学。他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刘伯承的6个儿女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们都大学毕业，十分朴实、勤奋，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为现代化建设埋头工作。
陈毅不愿给国家添负担
1949年，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不久，他的岳父来到上海，住在他家。陈毅心想：现在刚刚解放，还在实行供给制，吃、穿、用都由国家供给，多一个人，就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老人家住这里，国家要增加支出，还是动员他早些回去好。
他把这个想法与夫人张茜说了，张茜很是赞同。于是，陈毅便开始做岳父的工作。当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老人家满脸不高兴地说：“女婿当了市长，这么大的官，我吃几顿饭就把我赶走，太无情无义了。”陈毅耐心地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兵，和国民党的官老爷不能比，越是地位高，越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样，人民才拥护，国家才会有希望，革命事业才会有前途。”
老人家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听陈毅一说，心情缓和多了。陈毅见老人家心情好转，接着说：“我知道您老人家是爱护、支持我们的，我带头把工作做好，上海市人民才高兴。我不能以身作则，身不正岂能正人?工作做不好，您老人家脸上也无光啊!” 第二天，陈毅的岳父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上海。
1950年，组织上为了照顾陈毅年老多病的父母，把他们接到上海，妹妹也随同来沪。当时，干部仍实行供给制。为了减轻公家负担，陈毅让妹妹自谋生路，动员她报考职业学校。妹妹想让他写个条子，或者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陈毅说：“这样的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 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市长嘛，你有本事自己考，考不取就回四川。”
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常常对夫人讲：“人们都说上海是个大染缸，我们这一代在革命熔炉里炼过，不怕染。可孩子幼小，千万不可让孩子染上恶习。”还特别强调：“不要让孩子太娇气，也不要有优越感。”
陈毅为了不让教师和同学知道他子女的父母是谁，就请工作人员以“家长”的姿态送子女去上学读书。接送孩子从不用小车，孩子们衣着朴素，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学习用功，与工农子弟没有区别，学校的教师和同学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市长的孩子。
缅怀陈云：新中国“掌柜” 一生清正廉洁
克己奉公
打铁还需自身硬，陈云也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典范。他严于律己，不居功、不自恃，不收礼、不吃请，对家人实行“三不准”的事迹，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的回忆中比比皆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管钱管物更不能搞特殊
1944 年，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陈云（主任当时仍由贺龙兼任），主持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供给保障工作。由于身体不好，出汗多，衣服烂得快，他穿的那套军装补了不少补丁。管后勤的陈清泉看到这情景，就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给陈云送一套新军装来。陈云知道后，立即把陈清泉叫去，非常严厉地说：“你是只给我新军装，还是给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同志都发？”陈清泉忙说明给他增发一套新军装的理由。陈云严肃地说：“现在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马上打电话撤销刚才的通知。”看到陈清泉脸上有愧悔之意，陈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老陈，我们是管钱管物的，如果搞特殊化，不按制度办事，那还怎么能管好全边区的财政？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
1948 年底，东北全境解放。有的干部想给自己安排个好单位，也安个家，一时争房子、争汽车的风气抬头。作为沈阳军管会主任，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要找好房子住下很容易，可挑选的对象很多，花园洋房有的是。经过自选后，陈云连同秘书住在一所很普通的房子里，没有花园。这是国民党占领期间的交通银行职员住宅，是背靠背的两栋二层日本式建筑，面积不大。陈云住一栋，两个秘书各住另一栋的一层。陈云实际上也只住同样的一层，因为楼下一层是警卫员和孩子等人住的，坐的汽车也是接收过来的旧汽车。
建国初始，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经手钱财以亿万计，生活却十分简朴自律，那时，中财委办公处所的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里很冷，行政部门看到陈云经常感冒，便给他的办公室里配了电炉子，但他为了节约用电，很少用。他只开过几次电炉子，那都是在苏联顾问到他办公室谈话之前为苏联同志准备的。正是由于陈云的以身作则，中财委上下形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
有一年，11 月10 日左右，北京的气温骤降。周恩来去陈云那里，发现陈云正拥着棉被坐着办公仍抵御不住寒气。周总理看着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烧暖气。陈云却很坚决地推辞了：11 月15 日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不居功、不自恃
陈云一贯倡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谦虚谨慎，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在这方面，他也是首先从自己做起。
陈云有一位在他1927 年组织小蒸地区农民秋收暴动时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两人之间的革命感情十分深厚。后来，这位同志的孩子陈恺悌因为家庭经济问题不能上学，陈云得知此事后，当即把他接到北京来，住在家里，并送去上学。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在写给陈恺悌的一封信中，以“父兄的责任”谆谆教导他要保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自满，叮嘱他“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 而且是守法的模范。”况且，“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 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
陈云历来主张要正确看待个人的作用，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八大以前，他已经是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八大后，他是中共中央四位副主席、六位常委之一。但是，陈云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要把他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苏联政府赠送给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一辆小汽车，陈云坚持把给他的那辆小汽车退给有关部门。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陈云则坚持把自己的工资改为二级。八大之后，《红旗飘飘》丛书要给每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始终不同意登他的小传。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毫无例外地都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对于自己同集体的关系， 陈云同样注意摆正。1982 年4 月，有关部门将他在1949—1956 年的文稿选编出版时，他特别要求工作人员向编辑组转告，在文稿《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哪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
不收礼、不吃请 对家人实行“三不准”
“不收礼、不吃请”，这是陈云为自己立下的一条规矩，他不仅身体力行，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违反，凡是有人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陈云不收礼，有口皆碑。有一次，陈云回故里探亲，回程时，乡亲们送了一些土特产表示心意。陈云知道后，一边表示感谢，一边让随行的工作人员将礼品如数退回，并幽默地说：“我收礼只收上级的‘礼’。”陈云的“只收上级的‘礼’”，不是向上级领导邀功请赏，而是上级对自己工作成绩的认可与信任。毛泽东就曾评价陈云：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这种褒奖是对陈云的最大贺礼。
即使是在同志们诚心诚意地向他表达敬意的时候，陈云也是“来者必拒”，哪怕礼物再轻。某年秋天，一个大军区的两位同志来到陈云的住所，向他汇报军事演习的情况并带来当地产的两盒葡萄。他们汇报完工作起身告辞时，陈云让他们把葡萄拎走，还说：“我是中央纪委书记，不能收。”两位军人解释说：“这值不了几个钱，不是送礼，只是让您尝尝。”陈云接受了他们的心意，说：“我吃10 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
“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在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不能为党做多少工作，他们（地方领导同志）都很忙，不必常来看我，有事我会找他们，少给他们添麻烦。”出差到外地时，当地要请客或要给他做些好菜吃，他都婉言谢绝。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秘书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
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说:“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为了使子女树立起清正廉洁的思想观念，陈云一直教育子女要像普通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生活，不能搞任何特殊化，不沾染不良习气。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的子女和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一样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 年7 个月，“一家7 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10 个月”。爸爸对姊姊说，“你在我这儿10 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10 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陈云的“三不准”，体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
“在党内，陈云及其家人行事低调，不事浮华的作风，一直受人称道，这与陈云严谨的学风，严格的家风密不可分。”正是在陈云严格的要求下，才培养了其子女自强自立的精神品质，才带出了全家“拒腐蚀、永不沾”的廉洁情操。这良好的家风，体现了陈云心系群众、遵守党纪的高风亮节；也反映了他严于律己、从严治家的道德修养，为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良好的风范。
腰缠万贯的乞丐
——刘启耀宁可讨饭不动公款
刘启耀,兴国县龙口乡睦埠村人,原来是撑竹排的工人,后来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上十分困难。刘启耀想尽各种办法节省革命经费。从1934年起,他坚持从家里带米到省苏维埃政府办公,节省公家伙食,支持革命战争。刘启耀回家背米,旁人风言风语,他老婆开始不理解,埋怨地说:“省苏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并不怪她,耐心地给她讲道理,终于使她明白了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道理。后来,刘启耀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里背米,老婆心疼他,就挑米去宁都探望。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根据组织安排,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作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一包金条!在一次血战突围中,刘启耀负伤,满身是血,不省人事。敌人清理战场时,从一具游击队员遗体中搜到一份中共党员证,上面写着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于是,敌军赶忙叫来随军记者当场拍照,借以邀功请赏。不久,敌人的大小报纸大肆吹嘘“击毙了江西省苏主席刘启耀”。实际上牺牲的是刘启耀的同庚战友刘国龙。刘国龙为救受伤昏迷的刘启耀,将其推入死人堆中后拿着他的驳壳枪和证件去引开敌人,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深夜,刘启耀被寒风冻醒,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褡裢系在腰间。沉甸甸的褡裢里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元。那是曾山和他们分手时,请他妥善保管的经费。伤愈后,他与游击队也失去了联系。在山民的帮助下,他穿着烂棉袄,戴顶破斗笠,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化装成乞丐,往湖南方向去追赶长征的主力红军。可是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盘查甚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山区漂泊流浪,过着乞丐的生活。令人敬佩的是这个“乞丐”腰缠万贯,却宁可讨米讨饭,忍饥挨冻,始终坚持不肯动用分毫公款。
刘启耀一边乞讨,一边找党组织。他几乎走遍了赣西南老苏区各个角落,秘密联络了老党员、老红军、老苏区干部数百人，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初,刘启耀在泰和县马家洲以办旅社为名,筹建了“旅宁同乡会”,接待过往失散红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刘启耀先后联络到原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宣传部长刘飞庭等1000多位失散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1937年初,刘启耀和罗孟文、刘飞庭等在泰和马家洲组建了中共临时江西省委,刘启耀被选为临时省委书记。
在临时省委机关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当大家都为省委今后的办公经费发愁时,刘启耀撩开破衣烂衫,把一包金银倒在桌子上,说:“这是我突围时保管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今后归临时省委支配。”大家都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刘启耀居然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刘启耀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孔繁森的廉洁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九三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帮助身处困难中的群众，舍小家而为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才会感动群众，得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才是真正的廉洁爱民。
谁也不能看白戏
在兰考，很多人都知道焦裕禄爱看戏。他不但爱看演出，还爱看排戏，还时不时地给演员提点意见。有一天，他在兰考剧场外排队买票，有人惊奇地问：“焦书记，你看戏也排队买票啊？”焦裕禄笑哈哈地反问：“我怎么就不能排队买票？”他买了一张第27排的票，对号入了座。剧场负责人发现他坐得那么靠后，上前拉起他，抱歉地说：“焦书记，请到前排坐。”焦裕禄和蔼地说：“谢谢！我买的就是这一排的座。乡下群众轻易不进城，看戏的机会少，前排的位置应该让他们坐！”剧场负责人说：“前排有给县委领导留的位置，这是多年的老规矩啦！”这个“老规矩”焦裕禄早就有所耳闻，但不管剧场的负责人怎样拉他，焦裕禄都一动不动，并且清晰地回答道，“过去个别人兴起的‘老规矩’不合理，应当废除。”
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焦裕禄首先从自身开刀，以国庆看“白戏”为例，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多次检查自己对子女的教育不够。县委根据他的建议，针对当时的一些不良倾向，发出了《十不准》的通知。
